这是一篇发生与书写之间隔了三年的回顾文。回顾的有趣之处在于，所书写的发生看似来自过去，书写本身却是由当下定义的。两年前，我从耶鲁大学建筑学院毕业，毕业后没有选择从事建筑工作，是句号还是分号，现在还不好说，总之有一下停顿。当初在耶鲁的求学经历，我还是很喜欢的，特别是遇到了许多优秀师长，其中包括获得今年普利兹克建筑奖的西非建筑师 Francis Kéré，有朋友好奇问过我跟他学习是什么体验，也有朋友好奇问过我为什么要离开建筑。这两个问题或许可以放在一起回答。

我是在硕士项目的第三年秋季学期遇到的 Francis，即 2019 年下半年，当时他还没有获得普奖，哪怕在建筑圈内部，大部分人对他的认知停留在看似直白明了的标签：非洲，本土材料，气候环境，公民意识，而非真切在场的认知。

“而非真切在场的认知”，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不能够”。在一个万物皆可搜索的时代，很难想象还有互联网无法触碰到的角落。然而，Francis 来自的布基纳法索就是这样一个国度。做场地调研，班里同学竭尽全力搜索资料，文字有限，影像有限，就连卫星地图也影影绰绰，能够搜到的概述 — —西非内陆国家，前法属殖民地，官方语言为法语，全球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无港口无航运，土壤多沙，干旱贫瘠，只有约两成国民识字，以农牧经济为主，也是周边非洲国家主要的外來劳工输出国 — —似乎只能拉远，而非拉近，此与彼的距离。

班里同学对布基纳法索的认知，很大一部分来自 Francis 本人。第一次见面，他准备了一份幻灯片，正式介绍建筑项目之前，他先放了一张老家的照片。Francis 成长于小村庄甘多，位于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东南侧 2 公里。一丛圆咕噜嘟的泥巴房围成一个圆，小圆住人、收纳谷物，围合而成的大圆则是公共空间，如此形态的村落（compound），可以不断有机生长，若是人口较多，小圆和大圆之间还会有中圆。Francis指着照片上一间铁皮顶的方形屋子说，这便是他长大的地方。然后，从村落到城市，他放了两张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的鸟瞰图，一张来自 1930 年代，一张来自 2010 年代。

如果观者足够敏锐，一定要问了：圆里为何有方？是否回答这个问题，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映照出的不是说者的模样，而是观者的模样：南北分歧，南部世界（Global South）贫穷匮乏，心生怜悯企图拯救？带点玫瑰色的乡愁凝望，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形式游戏，圆到方的变化？初期工业化冒头，廉价工业制品取代传统手工业，建材与建造方式的迭代？

遗憾的是，我们最终也没能触碰到布基纳法索，和 Francis 在那里的房子。就在实地考察出发前不久，布基纳法索被美国国务院列入四级旅行警告，即最高级警告级别：请勿前往，理由是恐怖袭击。经过各方权衡，实地考察改为前往同在西非的加纳，北临布基纳法索，南临几内亚湾，经济更为发达多元，官方语言为英语。

我们落脚在加纳首都阿克拉。我是对加纳的第一印象是不陌生，静态部分混杂了闹市区的高楼林立、类似国内城乡结合部的私搭乱建烂尾工程，动态部分则有热闹的乡镇集市、流动的街头小贩、繁忙的摩的中巴……初见这份景致，任何拥有发展中国家生活经验的人，大概都不会陌生。

加纳不陌生，游学体验却有点陌生。这里没有被权威盖戳的经典，没有建筑大师作品打卡，书本知识让步于在场体验。热带独有的蒸腾，发展中国家常见的野蛮不顾，多方力量角逐而生的空间：奴隶贩卖时期，船只离岸前关押黑奴的碉堡，象征国家独立的地标式广场，60 年代欧洲人援建的会展中心，低配版萨伏伊别墅、马赛公寓，澳大利亚建筑师留下的中古小洋楼，由我国程泰宁院士及其团队设计的加纳国家大剧院，位于市中心自发而成的垃圾焚烧场，闹市区中心欧洲人设计的大厦，海滩上的棚户区（informal settlement），某欧洲建筑学院留下的实验性竹结构，水边的海鲜市场与手工打造的五彩木质渔船，乡下的现代化水利灌溉工程，批发市场里琳琅满目的轻工业产品，遇到红灯时，车窗外一拥而上的移动摊贩……

在加纳游学，除了游走于各式空间碎片，更多时间里，我们乘着中巴车，从 A 地赶往 B 地。我们在车上说笑、做汇报、打瞌睡，而 Francis 大部分时间在工作。颠簸的中巴车上，他手握几部手机，换着语言打电话、回邮件，很少停歇。来找他的人，有威望极高的建筑圈内人，有形形色色的甲方，有德国工作室的同事，也有家乡甘多的老乡。村里人把他看作天选之子，虽然有本地村长，当真遇到事，只认 Francis，事情不见得大，不叫人省心的青年人学坏出了事，一个电话打来，请他去调解。相比于建筑教授，他更像创业者，身兼数职，每时每刻都在解决问题。

大概是为了在高强度工作下保持身体健康、思维敏锐，Francis 日常很自律。少吃碳水，全班聚会庆祝，面前放着一筐全桌分享的薯条，一根不碰。不喝啤酒，只喝红酒，点红酒之前，如果是陌生的酒标，他会反复确认，这款真的好喝？好喝才喝。他说，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只吃最优质的食物。他还有一句话：Don’t sell me cheap. 耶鲁期末评图周，他凌晨 4 点起床，和欧洲连线处理工作，早晨 9 点来学校，评图评到下午 6 点，散场后和其他评委吃饭聊天商业互吹到凌晨，短短睡个觉，继续下一天。即便是这般满当当的行程，他去耶鲁体育馆办了张卡，学会了自由泳。

Francis 喜欢学新东西，强调成长型思维（growth mindset）。他常说，都是可以学的，慢慢来，你们可以的，看看我。或许正因为他本身是这样的人，他的设计课也强调个体成长。设计课的题目是“新工具”（New Tools），关键词是“足智多谋”（resourceful），大方向是对当地被多种力量拉扯的城市发展与城市更新作出回应。师资配置上，除了 Francis，还有一位纽约本地教授，以及 Francis 在欧洲的教学搭档，一位意大利人。场地是没有场地，项目是没有项目 — —学生需根据游学考察选择场地，构建项目框架。在作出回答之前，首先要提出问题，专属于每个人自己的设计问题。这里暗含的挑战是：提出一个好问题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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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到远方，窥探他人，是了解陌生的世界，更是理解熟悉的世界。彼与此，只有当两者同时出现，才能看到其中一者。

在加纳期间，有一天，我们走入一个自发而成的垃圾焚烧场，位于市中心，尺度巨大。视觉刺激之外，更多是嗅觉上的感受，对我来说，有点像国内农村烧柴火。虽然我没有长期在农村生活的经历，记忆里，总还是有点点似曾相识。身边的纽约教授轻轻说道，911 之后的纽约，闻起来就是这股味道。他讲的很诚实，没有任何比喻、引申之意，然而那一刻，我觉得我和他的距离，某种程度上远大过我和非洲人的距离。美国是一个现当代历史简短、地广人稀的移民国家，城市发展服务于工业化进程，逻辑简单明了，因此，美国的城市化从来没有像欧洲或亚非拉那样复杂。没有农村的国度，人与土地，遥遥相望。城中人与火的距离，与灰烬的距离，不是一堆柴，而是一场恐袭。

还有一天，加纳地陪擅作主张把我们带到一位“酋长”家里。众人落座，“酋长”看似威严，问每个人来自哪里，Francis 简短说道，他来自布基纳法索，只字不提他工作在德国。“酋长”又看似好客地叫下人奏起非洲鼓，拉大家跳舞，众人跳着乐着，举起手机拍视频，时不时撒出几张钱币。我有些不解，但也没说什么，而 Francis 则略显窘迫，他明显不喜欢这个场景，掏出几张钱币、招呼大家合影，然后便独自快快走了出去。我跟在他身后，走出震耳的鼓点，我问，那个人真的是酋长吗？他答，怎么可能，他就是个弱鸡（lame chicken） — —原来这是碰见“土皇帝”了！那个瞬间，我有些惊诧于自己的秒懂，无需任何人类学知识或社会学背景，仅凭常识，我就能理解一个其实很难讲明白的概念，以及可能引申出来的话题：于集体，暧昧的权力结构，于个体，野蛮的生长方式。后来回到耶鲁做汇报，这个小片段被外国同学讲成，我们受到当地酋长款待，Francis 没有指正什么，只是微微沉默了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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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s 很懂得何时沉默。

他的沉默，甚至包括不多讲盖房子的过程细节。他更像一位工头：去做就完了，没什么可多想的，更没什么可多说的。面对建造这件事，他没有情结，不自我感动。而他也确实是从工地泡出来的，在加纳旅行的时候，同样一个建筑细节，大部分人只能看到几个点，但是 Francis 能很快理解全部建造逻辑。一起旅行的时候，他很少拿手机拍照，不拍房子，不拍细部。他说，See the patterns. Take notice of things. Mental recording. 不拍建筑，他会拍其他东西：路旁的巨大蚁穴，人与人互动的瞬间。

旅行后半程，我们离开阿克拉市区，沿着几内亚湾海岸往西去。路过一间不在行程上的乡村小学，藏在皂荚树后面，我们出于好奇，停车上前一探究竟。小学生们很快发现有外国人来，欢快地一拥而上，叫着跳着把我们团团包围。我们走到哪，他们跟到哪。后来索性走不动了，每个人，左手牵个娃，右手拖个娃。小孩子天性迥异，好奇又小心的，摸摸你的手，又摸摸胳膊，性子直接的，一个上前给个熊抱，挂在腰上，仰头看着你，瘪着嘴也不说话，神情有些不舍。专属小孩子的的无条件信任，很打动人，大家拍了很多照片，Francis 也拍了很多照片，说，This is love. 回到中巴车上，他叮嘱道，刚才的照片，不要对外分享了。

我试着猜想过，Francis 为什么不愿我们对外分享照片？不希望孩子们单纯的表达被误读？被凝视？被诠释？被利用？被掠夺？被伤害？我不知道，他也没解释过。过多解释，并不能架起沟通之桥。作为一位频繁游走于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之间的人，他大概比任何人都明白，群体与群体之间，人与人之间，永远都存在天然的差异、诚实的误读、或许不那么善意的注视。每当我试着站在 Francis 的位置，去看他所面对的世界，都会感慨，如果想要解释、争辩、犬儒、愤怒，大概每时每刻都有理由。然而，或许恰恰因为这些情绪来得轻易，才要掂量清楚它们的分量，请不重要的给重要的让路。

既然没有人能逃过被诠释、被误读，直接表达可以是一种应对策略。当一个人话不多、用词简单、句子不长，反而能吸引人格外留心听。Francis 自有一套表达方式，可能因为同为英语非母语，我会留意他讲英语的遣词造句，如果听到有意思的，我会随手记下来。如果看到他手上拿着书，我会好奇张望，从诗歌集到硅谷“成功学”，总之没看到建筑相关。

“Take action!”

“Don’t wait to be perfect. That’s too late.”

“Take something and start!”

“We’re not historians. We’re makers. Build, build, build!”

“Architecture is stupid. You need a form. Put down a form.” 

“Make it simple. Architecture is clear.”

“Tectonic: one, eh, another, eh. Horizontal, then vertical.”

“Draw draw draw! Models don’t travel.”

“Books are sometimes bullshit.”

“Civilization doesn’t work sometimes.”

“You can’t be too polite.”

“Run for freedom, until you get caught again. Run, run, run!”

“You are yourself.”

“Have your thing, then be precise.”

“Only with visions can you attract more.”

“Vision, vision, vision!”

加纳游学结束，回到日常生活，花了比我想象中更多的时间。

去加纳之前，全班同学打了各式疫苗，比如，闻所未闻的黄热病。即便如此，在当地依旧要小心提防潜在疾病传染源，蚊虫不用说，自来水碰不得，因为可能传染疟疾。我们住的高级海边酒店，每天会提供矿泉水，早晚刷牙，拧开一瓶，小心对着瓶口接水漱口。回到美国，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刷牙时，会觉得不真实，水龙头叫人感到陌生，自来水叫人感到陌生。类似的不真实，还有很多：傍晚的粉色天空，不真实；每周的空手道练习，不真实……我试着去理解这些不真实，结论是，深一层的感受其实是“我怎么值得”。

解不开的恍惚，终结在哲学系。因为当时是研究生后半程，选课比较自由，我在必修的设计课之外，没有选建筑学院的理论课，而是去耶鲁本科学院，把西方现当代哲学和古典哲学系统过了一遍，补上本科只念过东亚哲学。我喜欢搞哲学的人，思维清晰，语言简洁，我也喜欢写哲学论文，强调准确而非雄辩，清晰而非风格，有种解数学题的快感。之所以力求简洁清晰，根据哲学教授给的写作指南，因为哲学本身足够复杂，没必要把它搞得更复杂。

由于去加纳游学，我错过了三节讨论柏拉图的大课。为了写《斐多篇》论文，我决定去找教授聊聊天。哲学教授是英国人，讲话带有典型的英国式幽默，喜欢喝茶。我们就论文聊了几句，然后就聊开了。我问起她身后的长颈鹿毛绒玩具，她说那是她以前讲亚里士多德的道具，现在改由她的狗代替。她问起我在加纳的旅行，我说到回来之后的恍惚，她静静听着，不时点点头。我说完，她聊起她曾经住在南非的父母，她已故的父亲，她自己在非洲的旅行，以及她如何理解我的感受。她没有诠释、理论化我说的话，只是简单传递出：我听到你了。她没有提供任何建议，只是说，这需要时间。最后聊回我的《斐多篇》论文，她笑着说：“现在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了。” 当我离开她的办公室，她说 “祝顺利！” 然后又说：“祝一切顺利！”

那天之后，我就好了。不是回到以前状态的好，有些东西不同了，我能感到变化，无法表达。或许，能否说出来并不重要。就像电影《迷失东京》的最后一幕，一声 “你好”，一个拥抱，一声耳语，一个吻，一个“再见”，再一个“再见”，就足够了。没必要去探究那句耳语是什么。它在那里，就足够了。是时候放下，是时候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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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游学回到建筑学院，设计的挑战才慢慢显现。

提出一个好问题并不容易。没有场地，没有项目， 在作出回答之前，首先要提出问题，专属于每个人自己的设计问题。班里同学的应对方式可以分为三种：1. 快速自定义项目类型和场地，比如棚户区的学校，然后如通常项目一般开始推敲设计 2. 试图搞发明创造，以存水、供电等为目的 3. 从游学观察中，发现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挑战与机遇，以恰当的空间设计做出回应。

相比于常见的设计课，不给出明确的设计题目，看起来有些偷懒，实则很考验老师的格局和能力。Francis 不是每节课必到，只要来，一定被全班人围着。与其说大家喜欢他，不如说喜欢他眼中的自己。他能看见每个学生独特的潜力和挑战，然后直白讲出来。在建筑学院，讲理论、聊天赋都很容易，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看见。Francis 的设计课，只是提供一个环境，引领学生在里面试错，过程中，通过敏锐观察与积极倾听，给予学生映照与鼓励。不给学生设限的前提，是老师不给自己设限，对于设计结果没有预判，更在意每个个体 — — 你，你想做什么？你的兴趣是什么？你是否拥有自己专属的问题与回答？

我开题开的很慢，不过也没着急，让想法和做法慢慢呈现。除了在设计课上通过图像、模型探索，我当时还上了一节建筑写作课，练习通过文字探索设计。写作教授是一位骄傲又优雅的纽约老太太，主职是给《纽约客》等杂志期刊写稿，业余在耶鲁英文系教本科生，因为她和建筑学院院长认得，被请来开了一门面向建筑系研究生的写作课。课程形式是写作工作坊（workshop），没有所谓的授课，就是去写。每节课，直接布置题目、阅读，下课回去写，教授给评语，上课同学之间互相点评，教授引导讨论，下课再回去改稿。

为了帮助大家思考设计，期末大作业由几部分组成：按照 where, what, why, how 的顺序写作，介绍自己的设计项目。除了定期交稿，我们还被要求记录设计过程，写过程日记，随时随地写，不计较语法用词句式。我有个坏习惯，想太多，下笔慢，过程中不喜欢分享，头几稿太亲密，拿出来会不好意思。写作教授一眼看穿我对完美主义的执念，说，码字又不是浇水泥！试错成本这么低，怕什么，写！于是我就开始写。表达越多，暴露越多，不过好处是，暴露越多，回应越多。印象最深的回应，源自写到设计过程对乡土（vernacular）这个概念的困惑，我写道，在加纳做一个白盒子（white box）不恰当，然而，出于情结全然拥抱当地材料好像也不恰当。稿子拿回来，教授把 white box 圈了个圈，评语写道，Why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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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s 很重视做汇报，强调逻辑结构和语言表达的清晰。期中期末评图前，他会特意花时间和每个学生单独讨论。在他看来，把话说清楚是义务，心态上，要相信沟通的价值，拿出诚意，努力被理解，实操上，由大到小分层级，话不在多，把重点讲明白是关键。

“Talk about what you have. Not too much. Presentation is only a small portion of what you did.”

“If people don’t understand you, that means you’ve invented something new. Then it’s your job to make it clear!”

“You can’t be too polite. You can’t afford waiting. You tell people right away when they misunderstand.”

Francis 是做汇报的高手。他的故事简单好记，成长于布基纳法索小村庄甘多，后来去到代表先进与富裕的欧洲学习工作，求学期间，他联合周围同学创立了非盈利基金会，给村里募捐了大约 5 万美金，回村子盖了甘多小学。这是 Francis 第一个落地项目，获得了阿卡汗建筑奖。后面的故事，只是这个故事的重复与放大。

他喜欢说：这个房子是一棵树——谁能不喜欢一棵树呢？而树又天生是结构，每个部分都给予人空间灵感。更不要说，树自带隐喻：树荫是庇护，树干是聚集。非洲的气候条件与经济基础决定了，庇护：被遮盖在阴影之下，是珍贵的，尚未被全面满足，需要被创造。聚集：人类的共性，渴望构建有意义的生命连接，渴望被看见、被理解、被接纳，渴望爱与被爱。创业只需成功一次，搞新东西当然很难，但是只需完整地从 0 到 1 做一件事，哪怕微小，后面便可以规模化（scale up），从一棵树到很多棵树。

西非布基纳法索，甘多小学，屋顶处纤细的空间框架，是撑起树冠的枝叉。

英国伦敦，蛇型画廊临时展馆，空间框架支起的圆形天蓬，是任何人都能秒懂的树的原型。

美国加州，科切拉音乐节临时装置，中空的筒状物，是非洲常见的空心树。

西非贝宁，贝宁国会议会厅，形态直白地取自当地象征永恒的议事树（palaver），还是一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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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结束，我对非洲还有好奇。当时是毕业前最后一学期，需要上一门满足全球研究（global studies）毕业要求的课程。我在全校课程表上搜索“非洲”，选了一节国关学院与商学院合开的讨论课，课程标题是“非洲：在全球增长的前沿做生意”（Africa: Doing Business in the Last Frontier of Global Growth），授课老师是南非人，学建筑出身，大学毕业后，转行进了金融业，做银行家一路做到高盛 CEO，为人和 Francis 有点像，既能混在精英中间，又有草莽英雄混不吝的一面，信息整合能力惊人，目光如炬，讲话直接。

第一次见面，他给全班发了一份阅读，节选自比利时国王利奧波德二世传记《国王利奧波德的鬼魂》（King Leopold’s Ghost），章节标题是《杀人犯的秘密组织》（A Secret Society of Murderer）。讲述了 19 世纪利奧波德二世在刚果的殖民统治，以人道主义和科学考察为幌子，骗过西方上流社会和公众舆论，成功奴役了刚果。过程中，利奧波德二世甚至没有踏上这个国家一步。为了从刚果获得橡胶、象牙、棕榈油等自然资源，利奧波德二世设立了强制缴纳制度，奴隶们如果没有达到采集配额，会被砍去手脚。后来，除了政治经济分析、商业数据、金融报道，教授还布置过一些不同寻常的阅读，比如《毛选》，课上得意说道，我一定是为数不多敢在耶鲁布置这种阅读的老师。印象最深的一节课，是讲到他当初如何辅佐曼德拉，把南非从内战边缘拉回来。

一学期上下来，我看非洲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有点像看中国的不同省份，看到更多之中差异。另一个收获是，多少更新了我对历史叙述的理解。而对于过去的理解，又反过来作用于当下的行动。回头看，人们青睐英雄主义与道德胜利的戏码，然而，身处其中，每时每刻都是关于成王败寇的厮杀。人类历史上，杀戮、掠夺、争斗是底色，远比史书中描绘的更多更残酷。原始积累与最初发展，从来不讲武德。在看似更加文明的世界，争夺与奴役或许隐晦，但是依旧存在。无论身处何方，无论渴求什么，起来去战斗，是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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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怀疑 Francis 有一天会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只是这一天比预想中来得更快。2022 年，在一个愈发摇晃的世界，人们渴望确定感，需要被希望安抚。他获奖之后，一个常见的质疑是“建筑是否真的能改变社会？” 在 Francis 的故事里，建筑是表达方式，不是表达目的，至少，不仅仅是表达目的。个体层面，他肯定有对创造的渴望、对建造工艺的追求，但是，在创造的浪漫温情之外，他更在乎家乡发展，如何引进资源，如何斡旋于大国之间，如何让更多人过上有尊严的日子。Francis 喜欢说自己的房子是“希望之光”（beacon of hope）。一座小学，在甘多只能改变一小撮孩子的学习环境，但是，放在更大的平台，却可以是布基纳法索的一张名片，吸引来政治资源、外商投资、旅游观光……对于一个互联网上都搜不到什么的边陲之地，这绝非小事。我想，就算 Francis 不是建筑师，他也会以其他方式助力家乡发展。

学习一个人，应当学习法则，而非做法。我从 Francis 身上学到的法则是，每个人都应该去发觉专属于自己的问题。每个人生来都有自己的独特使命，关键在于是否能发现它，拨开纷扰与诱惑，提出一个真正的好问题，并找到对应的表达方式。至于如何发现，正因个人使命的独特性，无法刻舟求剑，必须小马过河。去反思成长，去觉察内心，去体悟生活，没有一种体验是过于渺小的。对于另一个创作者养料与理想的观察，只是观察，每个创作者最终还是要去和自己的时代、生活、内心直面交锋。

天愉，学过建筑，喜欢种菜、写作、缝东西，现居美东。